吕敬人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、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、敬人设计工作室艺术总监。他能将司空见惯的文字融入耳目一新的情感和理性化的秩序，始终追求由表及里的书籍整体之美的设计 理念。编著有《当代日本插图艺术》、《敬人书籍设计》、《从装帧到书籍设计》等作品。

新京报：有人用“高贵”来形容你做的装帧设计，是不是说你不愿意给市场化很强的书做设计？

吕敬人：我确实做过不少国礼书、收藏书，这些书是一般人买不起的。其实，出版社是各有所需，好像没有什么人找我给太流行的书做封面，一般来找我做的都是有文化价值的书。一个是做设计的速度很慢，不适合给流行图书做设计，一个是我自己也不感兴趣。

我对书装设计的追求是，有趣和有益，首先做得是一本好书，而且把它做得别开生面，让读者觉得有意思。我不排斥迎合市场的设计家，但我也强调设计的引导功能，不能让读者永远停留在较低的审美层次里。

 
新京报：你觉得一本书的“美”的核心是什么？

吕敬人：最美的书是内容和形式统一、审美和功能统一的书。书籍不是静止的装饰之物。读者在翻阅过程中，与书沟通并产生互动。能够读来有趣，同时能够有益，让你赏心悦目的书才是美的书。

我有句话叫“书籍之美体现的是和谐和对比之美。”和谐是指书给你创造的精神享受的空间，你能觉得有意思，能够沉迷其中流连忘返。对比之美是指通过阅读，你的触觉等感观也感觉到愉悦，精神享受的空间和物化的双重愉悦就是书籍所创造的美。

新京报：你觉得高贵的书和华丽的书区别在哪儿？

吕敬人：华丽并不等于高贵，有些文化价值很高的书设计非常简朴，但是读者能够感受到它创造的美，它也同样是一本高贵的书。反之，设计再华丽的书，如果内容没有审美价值，当然谈不上高贵。

新京报：中国装帧行业这些年发展非常迅速，作为一个多年从事书籍装帧的设计家，你是如何让自己保持与时代契合的？

吕敬人：这可能跟一个人的性格，文化底蕴和生活环境有关系。我一直生活在一个文化氛围比较浓的家庭里，我们对于最新的戏剧、电影、艺术都很关注，使得我不会沉溺于陈旧的观念里。另外，我从个人性格上一直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心，非常愿意了解新的观念和想法。

新京报：你是否可以评价一下目前中国书装设计发展的现状？

吕敬人：我策划的“一本翻开的书”--中国、香港、台湾、澳门两岸四地书装大展，今年8月份，明年1月20号在香港展出。中国各个地区的书装设计家聚集在一起，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差异和雷同。

香港设计师受到西方文化影响，他们在创造力上表现突出，有一些异想天开非常有想象力的设计。而澳门受到中国文化和葡萄牙文化两种悠久的影响，有南欧的阳光、感性的欧化设计，又经常把中文和葡萄牙文的融和在一起，很有特点。台湾的设计则非常传统，但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，工艺制作上比较严谨。内地的装帧设计是在近10年发展的，所以表现出了新事物的敏感，但表现的还不是很成熟，有明显的抄袭痕迹。

新京报：中国书装设计发展最大的瓶颈是什么？

吕敬人：虽然，我们的进步很快，但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，我们对书籍的理解还远远不够。比如，“六展”作品就反映出我国书籍设计的一些薄弱环节，如对书籍整体设计的认识尚待加强；对书籍信息传达中文字的审美和阅读功能关注不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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